1978年的一个晚上，一群饥肠辘辘的农民聚集在一起，在一张写满了名字的香烟壳上，轮流按上了自己的指印。他们压低嗓门，神情严肃地说了一些话，然后在第二天就把队里的耕牛、农具拿回了各自的家中。
一场不能让人知道的“包产到户”悄悄地开始了。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政策，他们这是在违规操作。国家明文规定：包产到户，希望集体创收。
小岗村不是没有试过包产到组，但是大家都很穷，加上刚刚遇到了灾荒，田里颗粒无收，每个村民都是勒紧裤腰带，干活根本就没有积极性。
小岗村的队长严俊昌偷偷地在自己后面地地里种了一些粮食，因为格外的上心，收成远高于集体的，但被人举报，到公安局待了四天。
包产到户的政策传达下来后，由于小组成员合作的不愉快，常常会为了土地和农具引发争议，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内耗上，执行起来很难到位，因此严俊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“包产到户”。
但是在当时没这个政策，被发现肯定会被抓起来，因此，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召集了村里的18户村民，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议，看可不能这样操作，大家一听能解决温饱，立马同意了这条建议。
大家约法三章，交公的粮食一点都不能少，多下来的才是自己的。而且对外还是要说，小岗村执行是“包产到组”的政策。
并且要求每个村民严格保密，如果队长因此坐牢，村里的村民就要轮流去种他家的地，而且要去送牢饭，还要抚养他们的孩子直至18岁。
经过了一年的辛苦，终于到了丰收的时候，结算的时候，村民发现的收入提高了，人均收入400元，粮食的产量提高到1万多斤，大家一下成了有钱人。
小岗村村民的收入让周边的村民非常地羡慕，他们终于不用外出讨饭了。每家有了收入，不仅解决了温饱的问题，不需要吃国家的返销粮了，还可以上交国家粮食，更重要的是家里还有余粮。
好的消息也跟着来，就是国家也开始全力推广“包产到户”的政策，小岗村再不用在偷偷摸摸地干了，一下成了农村经济改革的领头羊。
严宏昌的文化程度在村里最高，包产到户后，腰包里开始有了一点钱。严宏昌的观念很新，他觉得如果仅仅靠种地，靠天吃饭，并不靠谱。
气候好，收成就好，碰上灾年，还会闹饥荒。他琢磨着可以在村子里开工厂，或者做点其他副业来增加收入。
1984年，严宏昌当上了小岗村的村长，颇有想法的他就想在村里办工厂。严宏昌骗家中的妻子拿出了11700元，说是买收割机。
在80年代，万元可是笔巨款，当严宏昌带着机器和技术人员到家时，她的妻子才明白，严宏昌买的是一台塑料切粒机。严宏昌告诉妻子，这台机器可以拉丝、切粒，做编织袋，如果每家都进一台，每天可以赚40块钱。
但是村民不愿买机器，因为84年是粮食的丰收年，没有人愿意冒险投资，村民宁愿利润少点，也不愿意掏腰包，做那种没把握的事情。严宏昌第一次的投资失败了，那台机器后来也一直闲置在家里。
后来严宏昌又在1991年和1992年连续两年投资养鸡场，可是同样都失败了。
严宏昌的妻子说，带回来的种鸡在家打架的时候，把农药打翻了，鸡吃了以后中毒死了；还有人说不会养，因为严宏昌引进的种鸡是斗鸡，鸡和鸡相互斗，把自己咬死了；
还有人传闻说是因为好的投资项目，给村干部包揽了，村民没有正真获得实惠，技术员一气之下离开了，因此这事也黄了。
再后来严宏昌又想办个养猪场，但是村干部因为职位的分配问题，又起了争议，对于谁当会计、谁当厂长又开始争论不休，这一个项目最后被县农业局拿走了。
但是小岗村还是引进了一些项目，在村里建造了一个葡萄示范园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村民获得多一点的收入。
在葡萄园里有六名工人，他们都是村干部，严立学就是这里面之一，他也在那份的秘密协议中按了手印，他那时是大队会计，那份协议就是他写的。
葡萄园里每月的工资就是350元到400元之间，工资不高，但是严立学的一家都指望这些钱生活。
在当年按手印的村民中，除了村干部，还有村民严国品和村民严国昌。他们都种了一些葡萄。可是葡萄的收成都不理想。
1993年的时候，严国品自己种了10亩地的葡萄园，他当时算了一下，如果每亩可以收2000斤，10亩地就能收20000斤葡萄。可是在村里的示范园里的葡萄就有几千斤烂在了地里，根本就卖不掉。
自己种的的葡萄拿到县里去卖，每斤连1.5元都卖不到，今年又是亏本，挣不到钱。
严学昌也是如此，为了能多一点收入，在葡萄园里套种了小麦，结果小麦和葡萄一样都没有种好，虽然政府给了补贴，解决了近渴，还是没有很好的方法致富。
严学昌觉得要是在村里办厂，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就好了。既能解决葡萄的损耗问题，又不会让农民的劳动白白的流失。
严俊昌在当时按手印偷偷做大包干的时候，是村里的队长，可是到了1993年，被调到了镇农委当主任，就是一个闲职，一直赋闲在家。
但是严俊昌的儿子严德有的思维很超前，看着别的村子都发家致富了，就一直在外边奔波跑项目，想给村里招商引资，帮大家一起致富。
在1997年，终于谈成了广东省农科院和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合作项目，做土地流转。但是因为思想太超前，还没有相关的政策出台，没有可依据的政策执行，最终也没有谈成。
业务没有谈成，但却引起了非议。村大队的金库一直就是亏空的状态，村干部的工资好几年都没有发了，在大家都没有钱的时代，村民看见严德有在外边请客吃饭谈生意，就开始质疑他的经济来源，怀疑他挪用公款。
后经调查，严德有在外跑业务的钱都是自掏腰包，没有贪污一分钱。但是经过这样的调查后，严德有在村里的威信下降了，不适合在本村里待下去，只好去了别的地方当村干部了。
到2003年止，签定“包产到户”生死状的村民还剩16户，有的已经去世了。
小岗村村民的年收入只有2100元，农村经济的改革先锋经过了25年的奋斗，还是没有摆脱贫困的帽子，从村干部到村民，仅仅吃饱而已。
国家改革开放后，对农村也有好的政策，可是由于小岗村一直这样的内讧，错失了良机。原本光荣的示范村，又再一次成了落后村。
小岗村再次被国家关注。落后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，只有现代化的管理生产模式才能给小岗村注入新的生命。在政府的号召下，严金昌率先将自家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，成了第一个拿到土地经营承包权证书的小岗村人。
在他的带头下，村民们也开始将自家的田地流转出去，将土地变零为整，既便于管理，又解放了劳动力，还可以做点其它的副业。
村里和北大荒集团签约，将2.7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承包给了北大荒集团，并且通过5G通讯技术，建立了5G气象站，精准的监控植物的生长情况。
村里还和凯盛科技集团合作，建立了半封闭的连栋温室，将新能源光伏和农业设施相结合，利用光伏发电技术，提高了搭棚的能效，减少了碳排放，提高大棚作物的产量和质量。
小岗村的新一代种粮大户，也采用了现代化的，“耕种收”方式，利用了现代化的农机设备，结合无人机、插秧机等现代化的设备，代替了过去老式的人工种地。
小岗村在2008年，也和周边的严岗村、石马村合并，村子的面积也扩增到2.25万亩，村子里建立了农贸市场，档案馆，卫生室，停车场，还有档案馆。
小岗村还举办了各种节日，小岗村的赏花游，美食节，戏曲晚会。小岗村还被评上了4A景区，全国十大名村。光是旅游这一项就创收2.6亿元。
严立华在村里开了一家“红手印”超市，他的两个女儿结婚后，他的儿子就在村里开观光车，接待游客，也弃农从商了。
在小岗村的村口，有一个“大包干” 农家乐的菜馆。那是关有江和他的儿子开的。当年他以土地的承包权为抵押，从银行贷款10万块，在村子里开办了“金昌食府”。金昌食府每年的营业额超过十万块，不到一年就还清了银行的贷款。
关有江现在有两项任务，一是在饭馆里帮忙做生意，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接待社会各个团体的采访。
关有江自豪地说，他家也有大学生了。孩子们毕业后，都回到了农村。他们开超市、开浴室、开农家乐。关有江开心地说，去年农家乐一年的收入就有20多万。
2023年的7月，关有江接受了安徽中医药大学专项团的采访。关有江对学校里的孩子们说，“我们庄稼人不管何时都要努力干。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。”并且和学校里孩子们说，学成了一定要记得回到祖国和家乡，要回报祖国的培养。
2021年，严金昌接受了安徽卫视的采访，在视频中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一个耄耋的老人。老人面对电视台的主持人，自豪地说，现在村里的孩子大学毕业后，大约80%都回来了。
村里的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。我的孙子、孙女他们也大学毕业了，现在也在村里工作。
严学昌在2018年，被国家和党中央授予了改革先锋的称号。现在老人只要有空就会到村里的大包干纪念馆门口，向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这些年村里的变化，感谢国家的好政策，到现在从来就没间断过。
严宏昌在2014年，把他的儿子严余山从外地叫了回来。在回到小岗村之前，严余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，那时在他的的名下已经有了5个公司。
严余山回到家乡后，在小岗村开办了网站，把家乡的土特产推向全国，而且还成为小岗村党委班子的一员，成为了小岗领导班子的骨干，直到2023年还在小岗村的领导班子里。
在他的倡导下，村里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“小岗青年创业群”，大家在一起讨论和分享建设家乡的想法，共同建设新农村。
严余山还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快递公司，做电商。光电商这一项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。严余山自己成功的时候，也将这项技能教给本村的村民。
现在小岗村的村民都在做电商，将自己的农副产品直销到全国各地，共同富裕一直是小岗村每个人的初心。
严金昌也开了一个“金昌食府”。疫情结束后，金昌食府和整个小岗村又迎来了旅游旺季，村里的生意也慢慢变得好，最近几年光饭店的收入，每年都在20万元以上。
严金昌总是美滋滋地说，现在大家不仅过上了小康的日子，而且还都在富裕的道路奔走，越过越有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