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的一个晚上,一群饥肠辘辘的农民聚集在一起,在一张写满了名字的香烟壳上,轮流按上了自己的指印。他们压低嗓门,神情严肃地说了一些话,然后在第二天就把队里的耕牛、农具拿回了各自的家中。
一场不能让人知道的“包产到户”悄悄地开始了。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政策,他们这是在违规操作。国家明文规定:包产到户,希望集体创收。
小岗村不是没有试过包产到组,但是大家都很穷,加上刚刚遇到了灾荒,田里颗粒无收,每个村民都是勒紧裤腰带,干活根本就没有积极性。
小岗村的队长严俊昌偷偷地在自己后面地地里种了一些粮食,因为格外的上心,收成远高于集体的,但被人举报,到公安局待了四天。
包产到户的政策传达下来后,由于小组成员合作的不愉快,常常会为了土地和农具引发争议,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内耗上,执行起来很难到位,因此严俊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“包产到户”。
但是在当时没这个政策,被发现肯定会被抓起来,因此,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召集了村里的18户村民,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议,看可不能这样操作,大家一听能解决温饱,立马同意了这条建议。
大家约法三章,交公的粮食一点都不能少,多下来的才是自己的。而且对外还是要说,小岗村执行是“包产到组”的政策。
并且要求每个村民严格保密,如果队长因此坐牢,村里的村民就要轮流去种他家的地,而且要去送牢饭,还要抚养他们的孩子直至18岁。
经过了一年的辛苦,终于到了丰收的时候,结算的时候,村民发现的收入提高了,人均收入400元,粮食的产量提高到1万多斤,大家一下成了有钱人。
小岗村村民的收入让周边的村民非常地羡慕,他们终于不用外出讨饭了。每家有了收入,不仅解决了温饱的问题,不需要吃国家的返销粮了,还可以上交国家粮食,更重要的是家里还有余粮。
好的消息也跟着来,就是国家也开始全力推广“包产到户”的政策,小岗村再不用在偷偷摸摸地干了,一下成了农村经济改革的领头羊。
严宏昌的文化程度在村里最高,包产到户后,腰包里开始有了一点钱。严宏昌的观念很新,他觉得如果仅仅靠种地,靠天吃饭,并不靠谱。
气候好,收成就好,碰上灾年,还会闹饥荒。他琢磨着可以在村子里开工厂,或者做点其他副业来增加收入。
1984年,严宏昌当上了小岗村的村长,颇有想法的他就想在村里办工厂。严宏昌骗家中的妻子拿出了11700元,说是买收割机。
在80年代,万元可是笔巨款,当严宏昌带着机器和技术人员到家时,她的妻子才明白,严宏昌买的是一台塑料切粒机。严宏昌告诉妻子,这台机器可以拉丝、切粒,做编织袋,如果每家都进一台,每天可以赚40块钱。
但是村民不愿买机器,因为84年是粮食的丰收年,没有人愿意冒险投资,村民宁愿利润少点,也不愿意掏腰包,做那种没把握的事情。严宏昌第一次的投资失败了,那台机器后来也一直闲置在家里。
后来严宏昌又在1991年和1992年连续两年投资养鸡场,可是同样都失败了。
严宏昌的妻子说,带回来的种鸡在家打架的时候,把农药打翻了,鸡吃了以后中毒死了;还有人说不会养,因为严宏昌引进的种鸡是斗鸡,鸡和鸡相互斗,把自己咬死了;
还有人传闻说是因为好的投资项目,给村干部包揽了,村民没有正真获得实惠,技术员一气之下离开了,因此这事也黄了。
再后来严宏昌又想办个养猪场,但是村干部因为职位的分配问题,又起了争议,对于谁当会计、谁当厂长又开始争论不休,这一个项目最后被县农业局拿走了。
但是小岗村还是引进了一些项目,在村里建造了一个葡萄示范园,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村民获得多一点的收入。
在葡萄园里有六名工人,他们都是村干部,严立学就是这里面之一,他也在那份的秘密协议中按了手印,他那时是大队会计,那份协议就是他写的。
葡萄园里每月的工资就是350元到400元之间,工资不高,但是严立学的一家都指望这些钱生活。
在当年按手印的村民中,除了村干部,还有村民严国品和村民严国昌。他们都种了一些葡萄。可是葡萄的收成都不理想。
1993年的时候,严国品自己种了10亩地的葡萄园,他当时算了一下,如果每亩可以收2000斤,10亩地就能收20000斤葡萄。可是在村里的示范园里的葡萄就有几千斤烂在了地里,根本就卖不掉。
自己种的的葡萄拿到县里去卖,每斤连1.5元都卖不到,今年又是亏本,挣不到钱。
严学昌也是如此,为了能多一点收入,在葡萄园里套种了小麦,结果小麦和葡萄一样都没有种好,虽然政府给了补贴,解决了近渴,还是没有很好的方法致富。
严学昌觉得要是在村里办厂,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就好了。既能解决葡萄的损耗问题,又不会让农民的劳动白白的流失。
严俊昌在当时按手印偷偷做大包干的时候,是村里的队长,可是到了1993年,被调到了镇农委当主任,就是一个闲职,一直赋闲在家。
但是严俊昌的儿子严德有的思维很超前,看着别的村子都发家致富了,就一直在外边奔波跑项目,想给村里招商引资,帮大家一起致富。
在1997年,终于谈成了广东省农科院和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合作项目,做土地流转。但是因为思想太超前,还没有相关的政策出台,没有可依据的政策执行,最终也没有谈成。
业务没有谈成,但却引起了非议。村大队的金库一直就是亏空的状态,村干部的工资好几年都没有发了,在大家都没有钱的时代,村民看见严德有在外边请客吃饭谈生意,就开始质疑他的经济来源,怀疑他挪用公款。
后经调查,严德有在外跑业务的钱都是自掏腰包,没有贪污一分钱。但是经过这样的调查后,严德有在村里的威信下降了,不适合在本村里待下去,只好去了别的地方当村干部了。
到2003年止,签定“包产到户”生死状的村民还剩16户,有的已经去世了。
小岗村村民的年收入只有2100元,农村经济的改革先锋经过了25年的奋斗,还是没有摆脱贫困的帽子,从村干部到村民,仅仅吃饱而已。
国家改革开放后,对农村也有好的政策,可是由于小岗村一直这样的内讧,错失了良机。原本光荣的示范村,又再一次成了落后村。
小岗村再次被国家关注。落后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,只有现代化的管理生产模式才能给小岗村注入新的生命。在政府的号召下,严金昌率先将自家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,成了第一个拿到土地经营承包权证书的小岗村人。
在他的带头下,村民们也开始将自家的田地流转出去,将土地变零为整,既便于管理,又解放了劳动力,还可以做点其它的副业。
村里和北大荒集团签约,将2.7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承包给了北大荒集团,并且通过5G通讯技术,建立了5G气象站,精准的监控植物的生长情况。
村里还和凯盛科技集团合作,建立了半封闭的连栋温室,将新能源光伏和农业设施相结合,利用光伏发电技术,提高了搭棚的能效,减少了碳排放,提高大棚作物的产量和质量。
小岗村的新一代种粮大户,也采用了现代化的,“耕种收”方式,利用了现代化的农机设备,结合无人机、插秧机等现代化的设备,代替了过去老式的人工种地。
小岗村在2008年,也和周边的严岗村、石马村合并,村子的面积也扩增到2.25万亩,村子里建立了农贸市场,档案馆,卫生室,停车场,还有档案馆。
小岗村还举办了各种节日,小岗村的赏花游,美食节,戏曲晚会。小岗村还被评上了4A景区,全国十大名村。光是旅游这一项就创收2.6亿元。
严立华在村里开了一家“红手印”超市,他的两个女儿结婚后,他的儿子就在村里开观光车,接待游客,也弃农从商了。
在小岗村的村口,有一个“大包干” 农家乐的菜馆。那是关有江和他的儿子开的。当年他以土地的承包权为抵押,从银行贷款10万块,在村子里开办了“金昌食府”。金昌食府每年的营业额超过十万块,不到一年就还清了银行的贷款。
关有江现在有两项任务,一是在饭馆里帮忙做生意,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,就是接待社会各个团体的采访。
关有江自豪地说,他家也有大学生了。孩子们毕业后,都回到了农村。他们开超市、开浴室、开农家乐。关有江开心地说,去年农家乐一年的收入就有20多万。
2023年的7月,关有江接受了安徽中医药大学专项团的采访。关有江对学校里的孩子们说,“我们庄稼人不管何时都要努力干。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。”并且和学校里孩子们说,学成了一定要记得回到祖国和家乡,要回报祖国的培养。
2021年,严金昌接受了安徽卫视的采访,在视频中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一个耄耋的老人。老人面对电视台的主持人,自豪地说,现在村里的孩子大学毕业后,大约80%都回来了。
村里的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。我的孙子、孙女他们也大学毕业了,现在也在村里工作。
严学昌在2018年,被国家和党中央授予了改革先锋的称号。现在老人只要有空就会到村里的大包干纪念馆门口,向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这些年村里的变化,感谢国家的好政策,到现在从来就没间断过。
严宏昌在2014年,把他的儿子严余山从外地叫了回来。在回到小岗村之前,严余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,那时在他的的名下已经有了5个公司。
严余山回到家乡后,在小岗村开办了网站,把家乡的土特产推向全国,而且还成为小岗村党委班子的一员,成为了小岗领导班子的骨干,直到2023年还在小岗村的领导班子里。
在他的倡导下,村里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“小岗青年创业群”,大家在一起讨论和分享建设家乡的想法,共同建设新农村。
严余山还在村里开办了一家快递公司,做电商。光电商这一项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。严余山自己成功的时候,也将这项技能教给本村的村民。
现在小岗村的村民都在做电商,将自己的农副产品直销到全国各地,共同富裕一直是小岗村每个人的初心。
严金昌也开了一个“金昌食府”。疫情结束后,金昌食府和整个小岗村又迎来了旅游旺季,村里的生意也慢慢变得好,最近几年光饭店的收入,每年都在20万元以上。
严金昌总是美滋滋地说,现在大家不仅过上了小康的日子,而且还都在富裕的道路奔走,越过越有劲。